防治疫情要靠疫苗 醫(yī)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

　　新冠肺炎與SARS相比，除了肺纖維化等共同特點外，突出的特點是小氣道里黏液非常多，阻礙了氣道通暢，容易導致繼發(fā)感染。我們前期觀察了一些患者使用氫氧混合氣治療的情況，初步發(fā)現(xiàn)氫氧混合氣能夠明顯改善氣促，可能更適用于出現(xiàn)呼吸困難的患者。

　　問：除了救治手段，公眾還普遍關注新冠肺炎疫苗研發(fā)，為什么疫苗這次如此受關注?

　　鐘南山：研制疫苗是很必要的。新冠病毒的傳染性比SARS強很多，傳染系數(shù)可以達到3.5，也就是說，1個傳3個半，而SARS頂多是1個傳2個，所以現(xiàn)在有些國家每天增加上萬名確診病例。防治疫情，從歷史的情況看，還是要靠疫苗。

　　我們知道典型的例子，一個是天花，一個是脊髓灰質炎。天花和脊髓灰質炎傳染性都很強，死亡率能達到百分之二三十，而且后遺癥很多。我記得小時候，周圍有很多人臉上有麻子，這是得天花留下的后遺癥�，F(xiàn)在根本看不見了，靠的就是疫苗。我認為，研制新冠肺炎疫苗非常迫切，必須要抓緊推進。

　　科研：“基礎科研要為臨床實踐保駕護航”

　　問：您是醫(yī)生，也是帶隊攻關的院士，你們團隊在這次新冠肺炎的科研方面開展了哪些研究?

　　鐘南山：臨床救治必須時刻擺在抗擊疫情的極為重要的位置，基礎科研要為臨床實踐保駕護航。比如，疫情暴發(fā)后，我們很快總結了1099例的臨床特征，發(fā)表在《新英格蘭醫(yī)學雜志》上。這是首次匯總到全國范圍內過千例的數(shù)據(jù)，到目前為止還是這次疫情中全世界引用最多的論文。通過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有一半病例在入院時是不發(fā)燒的，所以把發(fā)燒作為唯一癥狀不合適;另外有些病人的實驗室指標特別高，很快會轉為重癥。這些基礎科研在全球救治中發(fā)揮了很好的指導作用，這也是目前與國外同行連線時大家普遍關注的。

　　問：在與外國專家連線時，我們分享了哪些基礎科研成果?

　　鐘南山：在與國外同行視頻連線時，我們主要從“四早”、聯(lián)防聯(lián)控等理念出發(fā)，分享了危重癥病例管理的要點、新實驗室檢測技術、新的治療手段等。我們初步與美國哈佛大學達成合作共識，雙方將在新冠的流行病學調查、實驗室檢測、臨床救治等方面進行廣泛合作。

　　家風：“我父親很少說話，他說講話要有”

　　問：很多人都想知道，您成為醫(yī)生是否與家庭環(huán)境有關?

　　鐘南山：我想還是有關系的。我父親是兒科醫(yī)生，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一到晚上經(jīng)常有很多鄰居帶著孩子來我家看病，孩子用了藥以后好了，鄰居很開心，父親也很有成就感。我母親是協(xié)和醫(yī)科大學畢業(yè)的高級護理師，后來在華南腫瘤醫(yī)院、現(xiàn)在的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(yī)院當副院長，參與了這個醫(yī)院的組建。在家里，父母談論的多是醫(yī)學方面的內容，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，培養(yǎng)出了興趣。

　　問：父母以及家風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么?

　　鐘南山：對我最大的影響，恐怕還是實事求是。我父親很少說話，他說講話要有。1969年，我下鄉(xiāng)參加醫(yī)療隊看過一些病人，有一次遇到一個孩子尿血很厲害，大家都說這是結核病人，要做治療。我回家講起這個情況，講了半天，父親突然問我一句，你怎么知道他是結核?一下把我給問住了。因為尿血是很常見的癥狀，可能是膀胱的炎癥，可能是結石，當然也可能是結核，但你得有才能治療。

　　到現(xiàn)在我都還記得他這句話。這讓我以后不管做什么，都堅持講實話，堅持實事求是，你要相信自己實踐的，而不是單純聽見的。

　　問：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業(yè)?

　　鐘南山：他們的支持是無聲無形的。因為我很少休周末，就算在家，我愛人也說你最好的休息就是能夠安靜坐在家自己看書。家里人對我的要求不高，并不是要全家出去旅游，但這方面我是欠了家里的。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績，家人的支持極為重要。

　　我現(xiàn)在等于“飯來張口、衣來伸手”的狀態(tài)，一回到家就有飯吃，有很好的生活照顧。由于生活上沒有顧慮，也能夠保證承擔比較重的任務。

　　做人：“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對我的影響非常大，愛國主義精神影響了整整一代人”

　　問：您曾講過，自己的醫(yī)學事業(yè)是從35歲那一年才開始的，為什么這樣說?

　　鐘南山：當時孩子還小，我和愛人長期分開，對家庭和老人的照顧很困難，所以碰上一個機會就調回廣州了�；貋頌槭裁此闶且粋�大的轉折呢?因為之前我在北京醫(yī)學院是搞基礎研究的，35歲那年，回到廣州后才從頭開始，在廣州市第四人民醫(yī)院，就是現(xiàn)在的廣州醫(yī)科大學附屬第一醫(yī)院從事臨床工作，這對我來說是很難忘的。當時，在臨床知識上也幾乎是“一窮二白”，因為我讀大學期間還為參加第一屆全運會訓練了一年，回到北醫(yī)就上了半年臨床課，之后又留校當老師。所以我此前并沒有搞過臨床，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(zhàn)。

　　問：您在1979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，就在前幾天的4月2日，還獲得了愛丁堡杰出校友獎。留學期間有什么事印象深刻?

　　鐘南山：我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學生，要參加教育部的考試，考過了才能去。當時的英語考試我考了52.5分，結果那年45分就合格，我就出去了。

　　那時候所有留學生都很艱苦。坐火車去英國要9天，為了省錢，連草紙、洗衣粉都帶著。我們每個月只有6英鎊生活費，在英國剪個頭發(fā)就要12英鎊，干什么都得靠自己。到了愛丁堡皇家醫(yī)學院后，最困難的還是語言關。我以前是學俄語的，每天參加完查房，就去圖書館借錄音帶來聽、來寫，聽不懂的就去問，差不多花了大半年來提高英語水平。

　　我的導師弗蘭里教授是專門研究慢性氣道疾病的，非常有名。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，有三項做得比較好，也得到全科室的認可。英國有些研究思想值得我們學習。我們常常做出了一點成果就理所當然地直接往下做，他們是要反復驗證，沒走好第一步之前，絕對不走第二步。再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實驗，不一定相信權威。這兩條給我印象很深，所以我后來一直很重視對團隊基本功的訓練，練好了再提高。

　　問：聽說回國前導師極力挽留，為什么還是決定回國?

　　鐘南山：后來，我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，就去倫敦進修，又待了半年。想留我的是倫敦另外一個教授，他主要看我有關哮喘的研究做得比較好。但是我覺得國家這么困難還給我們機會出去留學，從來沒想過不回來。學了以后就得回來提高我們國家的科學水平，當時就是這樣單純的想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