漢武帝罪己詔內(nèi)容(2)

　　后元二年(公元前87年)，漢武帝一病不起，在生命的最后時刻，他執(zhí)拗地把年僅八歲的小兒子劉弗陵立為太子，卻殘忍地逼令其母親鉤弋夫人自殺，為的是避免重蹈漢初呂后干政的覆轍。接著又任命霍光、金日-、桑弘羊、上官桀等為輔政大臣。不久，一代雄主就在五柞宮去世。新主在五位輔政大臣的輔佐之下，較好地遵循漢武帝的“輪臺詔”精神，輕徭薄賦，發(fā)展農(nóng)耕，改進刑獄，整飭吏治，使國家走上了正規(guī)，一度危機四伏的西漢政權(quán)出現(xiàn)了“昭宣中興”的局面。

　　漢武帝到了暮年，尚能放下萬乘之尊，認真檢討，堅決悔過，十分難得。宋朝政治家、歷史學家司馬光指出，漢武帝犯的錯誤和暴虐的秦始皇差不多了，但是“晚而改過，顧托得人，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”! 宋人王士朋也有《武帝》詩一首，專寫武帝晚年的故事，詩中寫道：

　　武帝英雄類始皇，甘心黷武國幾亡。

　　晚年賴有知人術(shù)，解把嬰兒付霍光。

　　中國古代，早就有執(zhí)政者“罪己”的傳統(tǒng)，據(jù)《左傳·莊公十一年》記載：“禹、湯罪己，其興也勃焉;桀、紂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這里既記載了君主“罪己” 的史實，也把“罪己”和“罪人”的后果說得極為明白。但作為天下的主宰者，君主們是很難做到“罪己”的。所以三代以降，這種事再也沒有見諸史傳。這樣，歷史上第一個被正式記錄在案的敢于“罪己”的皇帝，大概只有漢武帝了。

　　漢武帝這種面對現(xiàn)實、大膽否定自我的政治決斷，不但未影響“秦皇漢武”一代雄主的歷史地位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封建社會的制度缺失，也為西漢的中興奠定了基礎(chǔ)。但遺憾的是，自此之后，無論是他的繼承人，還是其它王朝的統(tǒng)治者，都因為缺乏這種政治勇氣，所以，等待他們的結(jié)局也只能是“其亡也忽焉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