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憶濟南高中 季羨林

　　母校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很重要的作用。任何人都是這樣,他的成長離不開母校。

　　我少無大志,小學畢業(yè)后本來應該考一中。一中是山東教育的“頭”,我不是那個材料,我沒敢考一中。初中畢業(yè)后上了半年正誼高中,到1926年,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在北園白鶴莊成立,我又念了兩年。我真正念書是到了白鶴莊,那時十五歲,我偶然考上了個第一。當時教育廳長、山大校長王壽彭親自寫了一篇對聯(lián)送給我,還送給我一把扇子。于是就有了虛榮心，上去就不能下來,后來就一直考第一。

　　北園高中撤銷,成立了全山東省惟一的一個高中:山東省立濟南高中,全省各縣的初中畢業(yè)生,想要上進的,必須到這里來,這里是通向大學(主要是北京的)的惟一橋梁。

　　我和一中的關系是1929-1930年在濟南高中念了一年。

　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,坐落在濟南西城桿石橋馬路上,在路北的一所極大的院落內。

　　我們班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。他經常是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:現(xiàn)代文藝的使命。所謂現(xiàn)代文藝,也叫普羅文學,就是無產階級文學。市場上流行著幾本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,佶屈聱牙,難以看懂。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,也不出這幾本書。我相信,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,但這并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。胡老師把他的夫人丁玲從上海接到濟南暫住。丁玲當時正在走紅,紅得發(fā)紫。中學生大都是追星族，見到了丁玲,我們興奮得難以形容了。但是,國民黨當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,于是下令通緝胡也頻。胡老師到了上海去,一年多以后,就被國民黨殺害了。

　　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老先生。董先生北大英文系畢業(yè),譯有《爭自由的波浪》一書,魯迅先生作序。董老師的教學風格同胡老師完全不同。他不講什么現(xiàn)代文藝,不講什么革命,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。他選用了日本廚川白村著、魯迅譯的《苦悶的象征》作教材,仔細分析講授。作文不出題目,而是在黑板上大寫四個字:隨便寫來。意思就是,你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。有一次,我竟用這四個字為題目寫了一篇作文,董老師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。

　　我對文章結構勻稱的追求,特別是對文章節(jié)奏感的追求,在我自己還沒有完全清楚之前,一語點破的是董秋芳老師。在一篇比較長的作文中,董老師在作文簿每一頁上端的空白處批上了“一處節(jié)奏”,“又一處節(jié)奏”等等的批語,這使我驚喜若狂。這一件事影響了我一生的寫作。我的作文,董老師大概非常欣賞。他曾在作文簿上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,其中有幾句話是：“季羨林的作文,同理科一班王聯(lián)榜的一樣,大概是全班之冠,也可以說是全校之冠吧。”這幾句話,大大地增強了我的榮譽感。雖然我在高中畢業(yè)后在清華學習西洋文學,在德國治印度及中亞古代文學,但文學創(chuàng)作始終未停。我覺得,科學研究與文學創(chuàng)作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濟互補,身心兩利。所有這一切都同董老師的鼓勵是分不開的,我終生不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