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們 住客幾乎都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單身女人

　　從啥都干到“挑活兒干”

　　11月13日，天色微亮，鄭秀娟起身，摸出包里的牙刷牙膏，她擰開水龍頭，俯下頭張口接水，水流細小冰涼，快速“刷刷”幾下刷牙漱口，雙手捧水拍在臉上，狠搓幾下。然后從包里摸出梳子，站在門廳墻上掛著的大鏡子前，沾點水抹上前額的頭發(fā)，仔細往后捋順頭發(fā)，緊緊扎起。

　　三兩下疊好被褥，穿上大衣，戴好圍巾，剛過6點一刻。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，側身往外走。見孫二娘屋里亮起了燈，鄭秀娟對著玻璃窗小聲說，“今兒肯定能下戶干活了，不得來住。”

　　昨天，家政中介給她介紹了一家保姆活兒，她要去那家看看情況。中介說，這家老人身體不錯，陪老人聊聊天，做做家務就成，要合適讓她趕緊上工。

　　鄭秀娟在樓下小吃店喝了兩碗粥，中介還沒開門。十字路口零星站著等工的人，有個五六十歲的女人拿著硬紙板，寫上“干零活，刷涂料，打掃衛(wèi)生”。

　　每天，鄭秀娟和二十幾個女工擠在這家中介的屋子里，從早晨七點，到下午六點，平均只有五、六個雇主來招工。這些天價錢壓得很低。1500元一個月的家政工作，都成了搶不著的“俏活兒”。剩下的大多是照顧臥床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，活兒重，工資開得卻比往年低幾百塊錢。

　　傍晚天色暗下來，宿舍亮起燈，鄭秀娟背著鼓鼓的大包推門進來，圍巾胡亂裹住臉，頭發(fā)凌亂，臉凍得通紅，眉頭緊皺，對著門口小屋玻璃窗，聲音嘶啞，“二娘，今晚還住這兒。”

　　對于鄭秀娟而言，沒活是沒接到好活。她們會挑活兒，待遇好、輕松的“俏活兒”難搶。

　　但劉桂蘭、張清等早一批來宿舍的女人，她們幾乎沒有挑過活兒，“有什么活兒都去干”。

　　劉桂蘭沒識幾個字，只能賣力氣，她干過工地上的活兒，挑磚抬石灰比地里的活重得多，她也在附近的飯店打零工，刷一天碗，從早上4點到深夜，累得直不起腰，能掙到十塊錢。

　　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黃松甸摘木耳，她坐著摘四五個小時，鞋子都浸濕透，換雙襪子又回去繼續(xù)摘，干幾天遭不住了，起了一身的疹子，她就去藥店買了最便宜的消炎藥膏抹抹。

　　歲數(shù)越來越大，對這些女人來說，找活兒時，首選都是保姆和飯店服務員。

　　那時還沒有家政中介，起初，這些工作對年齡的要求并不嚴苛。特別是保姆活兒，六十多歲的女工照顧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，很是常見。

　　眼下鄭秀娟明顯感覺到，六十多歲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兒，等活的時間越來越長。“一上65歲就更不好找了，24小時護理老人的活兒干不來了。”

　　在醫(yī)院協(xié)助護士護理透析病人，一天100塊錢，包一餐飯。這在很多人看來是“好活”。但對女子宿舍的幾個人來說“醫(yī)院的活兒可不好干。”鄭秀娟就說她接不了護理病人的活兒，她沒上過學，識字不多，藥名都不認識，怕“誤事”。

　　劉桂蘭在六十歲以后，頭發(fā)一點點白了，雇主一看便說年紀太大，招不了。為了顯得年輕，她學著宿舍里的人，買來兩塊錢一盒的染發(fā)膏。每過上幾個月，染黑的頭發(fā)里露出新長的白發(fā)，她就再染一次。

　　15年前，女子宿舍樓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勞動力市場。早上三四點，找工的人就開始聚集，胡同里分成兩排，分別站滿挎著包的男人女人，“雇主挑中了，跟著走就行”。

　　2006年，勞動力市場搬走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胡同里開了十幾家家政中介，雇主都與中介聯(lián)系。

　　經歷過勞動力市場的劉桂蘭等人不喜歡現(xiàn)在的雇工模式。“我們那時候才300塊錢一個月，中介費得收50塊錢，來宿舍住一晚就得2塊錢，哪能剩下什么錢。”劉桂蘭說，起初她不舍得出中介費，在胡同里站著等活兒，有時站一天，都見不到雇主來問，只能也找中介。

　　而現(xiàn)在鄭秀娟干保姆，一般一個月都能有兩千多元。她們更愿意找中介，“第一個月收10%的費用，能管一年的介紹費，有的人干一兩個月，不合適了就回來，中介再給找”。

　　現(xiàn)在上中介找活，要求拿身份證后，染頭發(fā)這一招也不管用了。劉桂蘭只能偶爾接到發(fā)傳單、清洗人參這些活兒，但今年清洗人參的活兒也被機器取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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